[中國通史]唐宋變革－歷史學徒

本文為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生紀錄「中國通史」課程所學，偏向筆記而非獨創之作。相關脈絡與歷史資料為授課教授陳昭揚老師提供，彙整於此乃希望能夠為不了解此名詞的人作一約略的解釋、促進對歷史的了解。編者上課時而走神，其中若有疏漏還請不吝提出討論。本文圖片取用自網路，若有侵權還請留言告知。

唐宋變革，指的是唐代到宋代這段期間，中國社會出現的各種巨大變化之總稱。由於影響巨大，故以變革而非改變稱之，畢竟歷史隨時在變，唐宋改變、或唐宋轉變，終究只是冗詞。唐宋變革大約起於安史之亂，終於靖康之難，某些現象可能較早開始變化，而某些現象較晚開始，時間起迄只是個約略概念。

唐玄宗與楊貴妃

　　唐玄宗與楊貴妃　　　　　　　　　宋徽宗　　　　　　　　　　　宋欽宗

如果只從朝代看中國歷史、只看政權演變，就容易把歷史看作上層社會的政爭過程，忽略社會上還有許多的力量正在轉移，中國社會在這段時間內的變化，絕非僅是統治者的姓氏與來頭之改變。隨著西力東漸，中國歷史寫作也受西方影響，出現類似西方的分期方式，「唐宋變革」這一說法，始於19世紀末，20世紀之初，在中國和日本都有學者提出。其實早在明朝末年，中國便有學者留意到這一現象，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明朝兵部左侍郎陳邦瞻，在著作<<宋史紀事本末>>中提到：「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有三：洪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於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於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為睹其極也。」但陳邦瞻只是發現這巨大的改變，沒有再進一步探討。

二十世紀初，中國的錢穆、日本京都學派與東京學派，都同意唐宋之際存在極大變遷，日本學者內藤湖南與其學生宮崎市定，在這一學說的貢獻上尤為知名。有趣的是，日本人為何研究中國史？原因有三：其一，中國乃是日本文化上的母國，了解中國之過去猶如了解自身之過去，特別是隋唐兩代，日本從中國學習了許多文化，日本學者在此兩代的研究頗有成果；其二，十九世紀，原先作為天朝的中國瞬間淪為列強凌掠對象，日本人希望自己不要重蹈覆轍；其三，日本於1904年打敗俄羅斯，居世界強國之列，希望能夠領導東亞。了解中國歷史，便猶如統治中國之前的舊慣調查，而日本人對中國的征服王朝、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那段歷史，特別有興趣。

　歷史人物歷史人物２

　　錢穆　　　　內藤湖南　　　　宮崎市定

對於這些原因，我個人看法是：即使日本人統治、侵略過中國，也不能因此側重日本人研讀中國史的原因只是占領之前的前奏，更不能因此輕蔑、無視日本人的中國史研究成果。畢竟歷史應當無分國界，外國的歷史也可以是我們的歷史。

回到本文，從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四個方面介紹唐宋變革的內容。

政治上，皇權的提升，使得政治型態由士族政治，亦即貴族、門閥壟斷決策過程，逐漸演變為君主專制、士大夫政治。這可歸功於科舉制度之徹底實施、君主專制與中央集權體制之成熟，以及伴隨上述制度強化的官僚監察系統。唐代的三省制到了宋代精簡為一省，原先的中書、門下都併入尚書省，此舉即皇權之提高，皇帝身邊官僚之功能逐漸只餘下秘書與諮詢，決定由皇帝專斷，官員只負責執行和給意見。

社會層面，也由於科舉制度落實，中國社會從貴族壟斷的門第社會，變為仕紳階級成為主要力量的科第社會，大家族個別的影響力下降，皇權也因此提升。人民從前多屬於貴族，為其部曲，此後獲得解放、直屬於國家，社會階級原先有五級，為君主、貴族、庶民、部曲（賤民）與奴隸，到宋朝只餘兩級，即君與民，除君主外皆屬百姓、官也是民的一部分。

描寫宋代生活的清明上河圖(部分)

經濟上，經濟重心之南移、生產效能的提升、交易型態之變化、市場結構與生活形式之不同和財政措施的改易，都促使中國社會產生極大的轉變。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唐宋年間已逐漸由長年受戰亂災殃而殘破的華北轉移至相對穩定少被破壞的江南。此一時期，農業與科技革新，促進生產效能提高，而交易的形態也由實物經濟轉變為貨幣經濟，貨幣之再現和頻繁使用也伴隨信任問題，政府與民間都存在濫印，衍生的通貨膨脹問題防不勝防。由於專業化分工與交易之需要，人們交易之地點成為城市，唐代莊園經濟日漸變成宋代城市經濟。政府收入亦有不同，唐代租庸調制、兩稅法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營業稅和專賣營利，是政府主要的財源。